职业化是体育的唯一出路_网易新闻

在近日举行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郑洁和李娜携手改写了中国网球的历史:第一次有两名中国球员同时跻身大满贯赛单打四强。无疑,这样的成绩是中国网球初步职业化的成果。事实上,职业化的方向本身不应因竞技场上的胜利而坚持,也不因失利而怀疑。职业化是足球、篮球、网球等大型运动唯一的发展方向,中国体育最好的出路,应当是用职业化来取代举国体制。

“职业化”16年来,中国足球水平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现实,是很多人拒绝体育职业化、为举国体制辩护的一个理由。但中国足球貌似穿着一件“职业化”的外衣,其实也是在裸奔。其失败,不是职业化的失败,而恰恰是“伪职业化”、行政干预足球市场的失败。中国足球的所谓职业化,在起步到现在,都有致命的缺陷。

众所周知,中国足球的掌控者、操盘者是中国足球协会。名义上这是一个民间组织,属于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实际上是官方机构,是切切实实的政府衙门。它是中国体育行政机构国家体育总局的直属部门(又称“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一个班子两块牌子),足协的财政、人事自主权全部来自于体育总局,足协历任主要负责人都是政府官员出身。中国足球职业化联赛的章程、具体运作几乎全部来自这样一个行政部门,由这样一个官样化十足的政府机构指挥、领导中国足球,根本无法将中国足球引入职业化的轨道。政府部门直接参与足球市场运作,参与足球联赛资金分配,也与职业化的本质背道而驰。

职业化联赛的成功,其实和一个市场化公司的成功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其核心内容无非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司的资本结构,在足球则是联赛和俱乐部的所有权应该完全属于俱乐部;二是营运体系建设,即俱乐部的经营,包括市场的培养和收入的分配;三是外部经济环境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在这三点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本应为“淮南橘”的职业足球在中国实属“淮北枳”。

足协在中超赛制、利益分配等重大问题上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使得俱乐部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中超南北分区、升降级等等的闹剧,俱乐部均无发言的权利,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其次,在联赛广告经营、电视转播、门票等三个方面的利益分配,俱乐部仅能自己掌控门票收入。但由于观众重视程度不高,对俱乐部而言,门票收入其实连场地租金都不够。剩下的广告经营、电视转播这两大块经营权却牢牢的由足协把握,俱乐部的经营自主权非常有限。

“单飞”是国际网坛通行的职业化模式。中国网管中心实行的“单飞”就是让有实力的队员脱离举国体制,组建自己的团队,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收入大部分归自己的团队所有,只需将商业开发收益的12%和比赛奖金的8%上缴国家。2009年的澳网是中国金花“单飞”后参加的首项大满贯赛事,也是她们单飞后第一次重大考验。结果郑洁孤身杀进16强;彭帅在前两轮战胜两位高排位选手,入围32强,后遭小威淘汰;晏紫未能进入正赛;李娜因膝伤缺席。“单飞”初步取得了成功。

正如李娜所说,“原来在国家队的时候是一个教练安排计划,所以他不可能会单独为你一个人安排和制定计划,大家都是在一起练。但是现在,我的团队是专门为我去设定计划的。”“单飞”使得女网的运动员,逐步和世界上那些优秀的女子网球运动员们一起,过着同样的生活,同样的训练的模式,同样的比赛模式。这实际上是遵循了体育本身的规律,四位队员也初步成为了一个能够掌控自己的正常人。

网球的“单飞”实验,当初也是举国体制下寻求“突围”的无奈之举。2002年釜山亚运会上的颗粒无收,刺激中国网球界异口同声地喊出了“走职业化”的口号。随后,几位“80后”开始踏上WTA职业赛事征途。2008年底,新的奥运周期开始时,网管中心开始了全新的尝试——单飞,由此带来女网成绩的飞跃。

但网球的行政管理者对“职业化”仍然态度暧昧。对于“单飞”与“举国体制”的话题,网管中心副主任高沈阳称,“郑洁、李娜都是在举国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优秀选手,如果体制是关键问题,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优秀人才出现。”

事实上,目前,中国网球只是在举国体制下的选手身上嫁接职业化,和国外仍有本质上的区别。近年来中国女网依靠这种“嫁接”职业化,使得成绩突飞猛进。但是这样一个半职业化的体制,并不能源源不断的输送人才。如果女网不彻底职业化,李娜和郑洁只会是昙花一现。中国女网在“嫁接”的枝条上生长,注定会在某一个位置停下来。其未来的发展,也许不是要寻找举国体制和职业化的一个契合点,而是坚定的朝着职业化的方向改革。

举国体制其实是一个概念模糊的词汇。在实际使用中,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中国现有的国有体育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在体育领域的延伸。计划经济国家把举国体制这个词据为己有,暗含的意思是,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举全国之力”的可能。他们永远是分散、混乱,各自为政,无法凝聚成强大的合力去做某一件事。这其实是一个缺乏经济学常识的伪结论,也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谎言。

事实上,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是:在动员、利用资源方面,计划经济永远赶不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由于是人们自愿参加的系统,所以,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分散在各个社会成员脑中的知识和手中的资源。而计划经济,则是少数人的头脑代替所有人进行决策,在知识总量上就吃着亏,而且差距是数量级的。所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比较,绝无胜出的可能。所以作为计划经济的附产品,举国体制当然的动员能力也远差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职业化:也就是说,当大家都努力做同一件事时,计划经济即使在体育领域也同样不如市场经济。

中国所谓的“举国体制”实际上是集中管理、由行政办体育。将体育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可以将其办成政绩工程。体育行政部门狠抓某项运动,甚至为了出成绩不顾运动员的健康,“为国争光”都是台面上的话,背后的冲动在于谋得政绩。体育行政部门将体育作为政府工程,将各种体育项目控制在行政机构手中进行集中管理,使体育成为行政的附庸,将体育办成“行政体育”。

体育行政部门之所以愿意将各种体育活动办成行政体育,就是不想放弃自己对体育的控制权。如果一个体育项目彻底职业化,体育行政部门就彻底丧失了支配权。比如,中国足协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道路上走走退退,现在的中超联赛已经变成了行政足球联赛了,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在于足球官员不愿放弃自己对足球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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